《表4 族群多样性对省内财政分权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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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多样性、异质性偏好与省内财政分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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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的回归以及后续回归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中国的少数民族之所以绝大部分会聚居在一个县或一个乡，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存在空间障碍：空间障碍阻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使得某一民族背后的特定文化得以传承。如果以语言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那么我们会发现，地理因素是导致语言多样性并进而导致族群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我们常常会“隔山不同语”来描述中国的方言多样性，因此，山区地形是导致语言多样性以及族群多样性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本文在前面使用地形多样性作为族群多样性的工具变量的重要原因。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山区地形导致族群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是山区地形使得受山脉阻隔的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存在空间上的困难。然而，这一点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而有所改变，大山里的居民大量走向城市，不同地区的文化融合不断加强，因此，前文理论模型中所提出的公共产品的衰减因子δ会趋向于1，从而使得族群多样性对财政分权的作用变小。换而言之，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能会削弱族群多样性对财政分权的作用。下面在前文的基准回归中引入交通基础设施这一变量以及该变量与族群多样性的交互项对这一猜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使用各地级行政区的等级以上公路密度来度量交通基础设施，定义为等级以上公路里程与地级行政区辖区面积的比值，单位为千米/平方千米，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本文依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首先可以发现，在引入了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与族群多样性的交互项之后，族群多样性的两个度量指标EFI和EPI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其次，交通基础设施越好的地区，其省内分权程度越低（1）。进一步，我们发现，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与EPI的交互项对财政自给率的作用不显著之外，交通基础设施与EFI的交互项对省内增值税分成比例和财政自给率的作用均显著为负，交通基础设施与EPI的交互项对省内增值税分成比例也显著为负。由于表4中EFI和EPI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因此，交通基础设施弱化了族群多样性对省内增值税分成比例的正向作用。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省级政府在设计省政府与省以下政府间的收支划分时，要考虑族群多样性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族群多样性的作用不是不可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