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分别表示在10%和1%的水平下显著
环境保护税对雾霾污染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门槛模型将环境保护税（TAX）这一门槛变量分为三个不同的区间（TAX≤0.016、0.0160.037）。比较三个区间环境保护税对雾霾污染的回归系数可知，在不同税收水平下环境保护税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当环境保护税指数小于门槛值0.016时，环境保护税对雾霾污染的回归系数为1 161.403，且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征收较低环境保护税加剧了雾霾污染，究其原因在于征收较低环境保护税时，企业环境规制成本远远低于企业投资成本，部分企业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宁愿扩大生产规模来弥补治污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雾霾污染。当环境保护税指数介于门槛值0.016和0.037之间时，环境保护税对雾霾污染的回归系数为172.939，但未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此时环境保护税对雾霾污染存在微弱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在于随着环境保护税的逐步提高，企业环境规制成本近似等于企业投资成本，企业获取的利润基本为零，部分企业开始缩减生产规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雾霾污染。当环境保护税指数大于门槛值0.037时，环境保护税对雾霾污染的回归系数为-40.051，且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征收较高的环境保护税显著抑制了雾霾污染，这说明在我国征收较高的环境保护税时，税收政策的污染防治效应不断增强，主要原因在于过高的环境规制成本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企业产业结构的变革，加速绿色产业链的构建，提升企业的经济效应和环保效应，对雾霾污染的治理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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