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北南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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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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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来源:《宋史》《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

总之，无论是严行“禁山”，还是广筑堡寨，又或是扶立首领。绍兴以降，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日趋保守的史实不容置疑。但南宋朝廷并没有照搬北宋初期以朝贡关系羁縻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而是推陈出新，通过树立少数民族首领，扩大西南少数民族自主权的方式来施行羁縻统治。除此之外，随着南宋时期西南沿边互市贸易的逐渐发展，也使得西南少数民族不需要通过复杂的朝贡方式获取物质产品。例如广西地区就出现了针对不同贸易对象、不同贸易商品的三大博易场，极大的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之间的物质交往。[11]南宋时期势力大涨的自杞国也正是依靠互市而兴:“汝国本一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因此可见，互市之利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惠给之甚。即使在南宋末蒙古军队压境，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自杞国还屡次向广西边臣申请，“欲坚来春市马之约”，其互市逐利的迫切之情可见一斑。[12]（P.767）所以在此基础上，南宋朝廷经常通过互市的把控来钳制叛乱的西南少数民族，而不再以限制朝贡相要挟。吴儆在淳熙年间通判邕州时，告诫日益骄横的自杞国人时就称:“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买马之路”，而自杞国“乃始屈伏”。[13]（P.212）又如淳熙十四年，马湖路董蛮犯境，四川安抚制置使赵汝愚要求地方政府不得放其互市，最终“还到所掳人口二十三名，锣、鼓各一面。”[14] （P.9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