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期权腐败的形式、表现、危害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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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制离职公务员:面向美国经验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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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腐败“安全系数”较高，其产生具有后发性与欺骗性，其过程具有潜伏性与隐蔽性，查处起来具有复杂性与艰巨性（见表1）。第一，行为人使用“障眼法”，刻意模糊损害公共利益与谋取个人私利这两种后果之间的界限，从而加大了司法甄别和查处的难度。第二，期权腐败并不是直接进行权钱交易，而是“现权”与“期利”之间的交易行为，这种滞后的权钱交易的对价性也不十分明显，套现方式五花八门，还能“张冠李戴”“封妻荫子”，一些接收离职公务员的企业会“按劳付酬”，“名正言顺”地发放所谓的劳务费与咨询费，因此难以对其犯罪要件与证据进行明确界定。第三，行为人离职后不再受体制束缚，非公务员身份也为其通过期权腐败获取灰色收入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甚至美其名曰“正常”的人情往来，因此对其在身份切换方面的法律规制较难操作执行。第四，期权腐败时空跨度大，在时间上可能横跨几年甚至10几年，比如广州国土房管局原副局长谭丽群被查时已退休11年[3]；在空间上则可能横跨国内不同地区与行业甚至跨境，这种时空距离会造成司法证据损毁与灭失以及证人难找等诸多问题。第五，行为人期权腐败的利益交换关系是一种攻守同盟关系，通过所谓的君子协定达成默契，因此很难从外部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