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金融发展门槛经济效应的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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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经济关联异质性及其金融体制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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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相似的方法，当将门槛变量换成“货币投放规模”时，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存在两个门槛值的变化，处于三个门槛范围内的国家总数占比分别为:4.62%，43.08%和35.38%，反映出货币政策与金融发展、金融功能间的权衡与辩证关系。同时，附加了金融发展二次项的回归结果显示（表7中第4列），金融发展的二次项并不存在显著的经济增长影响，这并不支持文献Arcand等（2012）的论断，即二次曲线能较好拟合“金融-经济”的关联关系[21]；而且也否定了杨友才（2014）关于金融发展规模边际效率递减的观点（因为如果边际效率递减，二次项的系数估计应显著）[32]。此时结合门槛效应的估计结果，本文认为至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范畴内，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只是因为规模扩张而形成的金融效率下降，更反映出制度约束背景下金融规模发展所导致的金融机制变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其信用制度不完善，当金融规模快速增长时，缺乏有效监管的金融市场在短期内便会催生大量低质或不合规的金融合约，不仅集聚了风险，而且金融资源也会由于逐利及投机的推波助澜，而流入低效率甚至非生产性行业，这在根本上就改变了“金融促进资源配置改善”的金融功能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