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城镇乡自治范围：清末直隶省地方自治实践与基层行政体制的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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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直隶省地方自治实践与基层行政体制的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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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9年1月18日）《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之《自治范围》，见北京政学社编《大清法规大全·宪政部》第7卷《地方自治》，北京政学社，宣统年间印行，第143～144页。

联合正绅，“集本地之款项，图地方之公益”。2州县学务、警政、实业、自治等属于“官治”之外的地方事务，皆成自治之范围。各项政策虽为清廷挽救颓势之举，但其中蕴含的治民向民治的舆论转变，不可忽视。直隶地方自治举办之后，“袁世凯既去之后直隶始有民气”。3当时的文人名流士大夫，“谈国是者，咸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基础”。4“确定地方自治之名词，昌言地方自治之必要者，则近日之风潮也。”“地方自治之议论日触于耳。”5士大夫积极踊跃，地方自治“日腾于士大夫之口”，6几乎是“嚣然腾于耳”。7《时报》有论：“举国中几于耳熟能详。”8地方权力的坐大，士大夫积极踊跃践行自治，使得众多不同政见、不同阶层和派别的人聚焦于此，“于是地方自治之说遂为吾人视线之所集，而群谋之所同”。9卢龙县自治“闻自开办以来城乡各绅均能欢欣鼓舞，欣然响应”。10“大直沽村绅议事会议员李君子和对于该区之改良私塾会热力异常。”11“绅权之兴”孕于地方自治之中，已达相当程度，自治事项遂成精英阶层逐奔群谋而追获的政治资源。乡里士绅以往依赖族权、名望或致仕之后关系网络综理地方各项事务的权力，经由自治章程得以正式扩展和官方化，可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