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分类样本回归：东道国金融深化、金融稳定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

本系列图表出处文件名：随高清版一同展现

《东道国金融深化、金融稳定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 获取 高清版本忘记账户？点击这里登录

1. 下载图表忘记账户？点击这里登录

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的显著。

基于系统聚类的结果，本文将分别对这两类国家或地区进行固定效应估计（见表5所示）。模型（7）、模型（8）为第一类国家或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模型（9）、模型（10）为第二类国家或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8）、模型（10）是在模型（7）与模型（9）的基础上控制了东道国制度品质变量。可以看出投资东道国无论是属于第一类（发达国家或地区）还是第二类（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其金融深化对我国对其的投资活动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由于金融规模的扩大增加了我国企业在当地的融资机会；同时相对于第二类国家或地区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我国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风险偏好倾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更为成熟，金融市场的风险保障制度更完善。正是由于存在着更加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将投资风险很好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使得风险的边际偏好更强，因此对于我国走出去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来说，基于融资机会与投机利益，在国内存在融资约束时则会将资金需求转移至东道国；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及风险管理制度均不完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也会考虑其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这使得尽管我国对其的直接投资也存在着风险偏好现象，但这种偏好是基于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金融风险控制与保障方面较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尚未成熟，因此对其的投资风险偏好较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并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中，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在10%的水平上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表明资源丰富且投资环境较好的发达国家更能吸引我国对其直接投资。与总体回归类似，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显著促进了我国对其的直接投资。而东道国制度品质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不同，这可能是由于东道国腐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一定制度环境中腐败的“摩擦效应”和“润滑效应”这两种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