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民族心智结构者进入特定基础教育组织过程示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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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民族高等教育组织系统的生成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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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受教育者与其关键“周围人”的价值理性。受教育者与其关键“周围人”的价值理性始终相对独立地影响着双语教育制度的执行与走势。双语教育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相应的受教育者集体的存在是其持续存在的根基所在。在双语教育制度存在的地区，同时存在汉语授课普通教育制度以及相应学校。承载有相似程度的民族心智结构个体，出于个体的某种未来预期和理性盘算，可能选择双语教育学校，也可能选择汉授普通学校。从概率上讲，入学前承载较多民族心智结构个体进入到双语教育学校的可能性较高，反之亦然。当然也有相反案例。入学前因某些原因，个体所承载的民族心智结构程度较低，但出于受教育个体或关键“周围人”的价值影响，选择进入到双语教育学校中。于此相反，部分个体即使所承载的民族心智结构较强，但出于某种个体理性盘算，选择进入到汉语授课普通教育制度中。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濡化的第一个实施者是个人的家庭成员”[5]。某些家庭成员为安排下一代日后进入到某类基础教育组织，在其出生后便提前采取规训策略，刻意塑造被濡化者的某种倾向的心理构造。而这种价值与行为选择，均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基础双语教育的整体走势。总而言之，受教育者或其关键“周围人”的态度和相应理性盘算，对双语教育制度的塑造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