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汽车共享出行与空气污染的传导机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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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共享出行减少空气雾霾了吗——基于滴滴出行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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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P<0.1，**P<0.05，***P<0.01。Wald检验括号中为其对应的P值。

表2为基于GS2SLS的中介效应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当表示城市集聚形态的城市化深度为中介变量时，中介效应成立。不考虑城市集聚形态时，汽车共享出行的系数为-0.274，但加入这一控制变量后，其系数变为-0.326，即汽车共享出行对雾霾的促降作用部分是直接的，部分是通过集聚的城市形态实现的，且后者对雾霾的促降作用大于前者。城市汽车共享出行的发展会刺激人类活动的强度，显著提升了城市化深度，同时，共享出行与城市空间的整合，使得城市交通空间配置更具有公共性和集约性[48]，通过城市化深度传导后，汽车共享出行发展更有利于雾霾的减少[49]。代表城市蔓延的城市化广度可以显著增加空气中的PM2.5，系数为0.765，明显大于城市化深度的系数0.192，说明城市化深度的集聚形态更为绿色化。式（2）中β1即GMV的系数不显著，城市化广度的中介效应不成立，说明城市化广度不是汽车共享出行对雾霾的传导路径。在当今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共享经济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突出亮点，而汽车共享出行成为能源、交通、汽车制造业等领域革命的重要载体，且其通过刺激人类活动，尤其是提高了活动的强度而非扩大了活动范围作用于雾霾。城市化深度是现有汽车共享出行和雾霾的重要传导机制，共享出行通过这一传导机制对雾霾的促降作用更大，至此验证假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