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加标回收试验：制度差异、二元经验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5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20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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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差异、二元经验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5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20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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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代表t值；*、**、***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1）基准回归结果。表4中的列（1）、列（2）报告了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制度差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β=-0.63，P<0.05）（β=-0.47，P<0.05），这意味着制度差异是抑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因素，该结论与以往OFDI的“制度相似性”减少投资风险的研究结论一致，H1得到支持。为了考察不同市场化水平下制度差异、经验多样性与中国对外投资之间的关联性，本文以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均值划分“一带一路”国家的高/低市场化水平，表4列（3）-(6）汇报了不同制度差异下的分组回归结果。表4列（7）、列（8）汇报了非“一带一路”国家（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不难看出，经验多样性与中国和非“一带一路”国家制度差异的交互作用对中国OFDI产生正向影响（β=0.37，P<0.01），而且制度差异与经验多样性的交互项系数明显大于全样本的回归系数（β=0.22，P<0.05）。发达国家较之发展中国家具有完善的制度体系和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换言之，伴随着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经验多样性这一传导渠道趋于弱化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H2得证。同时也说明在低经验多样性水平下，中国OFDI对制度差异带来的风险具有强烈的回应，中国企业可能通过减少投资或缩小经营范围来应对制度差异风险。在“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化水平较高组中，制度差异与经验多样性的交互项为正（β=0.11，P<0.1）。但在“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化水平较低组中，制度差异与经验多样性的交互项不显著，而且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显著。Wald统计量也进一步表明在5%的统计水平下，不同市场化水平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差异显著。鉴于此，当被投资国家市场化水平较高时，经验多样性会显著弱化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而这一结论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一带一路”国家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