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大兴乡1935—1949年历任乡长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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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场困境”与现代化改革——《兴隆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194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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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伊莎白等在《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的调查笔记及璧山县档案馆的多份档案中核对整理所得，由于该书中使用了部分化名，故部分名字与原文不一致。

大兴乡的案例并非特例，可见国民政府在抗战大后方基层治理中形成的两难境地及悖论现象。在1945年的一份屠宰税蒂欠表中，九个乡中的包商有三个成为乡长，另外两个成为电话管理处处长、征购办事处主任等（1）。四川省政府施行各税乡镇自收政策，原本是为了废除地方巨室土豪充任的包商、将其操纵把持的税收权收归政府，充裕地方财政。然而在乡镇自收与包收的地方博弈中，不少包商借助控制财力成为乡镇长，走上乡镇的权力中心，成为国民政府基层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这种治理困境一直持续到1949年，似乎预示了国民政府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