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权力转移深化阶段地区秩序变迁的路径 (暴力/和平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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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成本、关系身份与秩序变迁——以东亚传统华夷秩序解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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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自制（本文以1648年作为研究现代地区秩序变迁路径的时间节点） （5）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只是导致秩序变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6）历史上崛起国与霸权国关涉秩序主导权的竞争并非都导致大国间的战争与冲突，崛起国与霸权国通过主体间互动建构的不同关系身份认知往往决定着大国间采用暴力或和平手段完成秩序变迁的关键因素。（1）换言之，地区行为体间互动实践所形成的彼此间的关系身份认知是影响其所在地区秩序变迁的过程和方式的过程性变量。本文在基于关系确定身份基本假定前提下，（2）认为大国在彼此互动中（无互动或恶性互动、有限互动、良性互动）不仅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国家间文化氛围———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亦分别塑构了丛林原则、竞争原则和友谊原则三种国家间的交往模式，并最终形成彼此间敌人、对手和朋友三种关系性身份认知。这其中，大国间的互主性实践是塑造国家身份的关系过程，而由此产生的国家间关系身份则是影响地区秩序变迁路径与进程的第二个研究变量（相较战争成本）。具体而言，在崛起国与霸权国实力接近或持平阶段，双方在互动中会塑构三种不同类型的身份，进而影响地区秩序变迁的进程和路径。当地区崛起国与秩序主导国之间在互动过程中生成彼此间的敌对关系意向或身份时，地区秩序变迁将完全受权力政治因素影响，权力转移与预防性战争理论中“秩序暴力变迁”可能性大大升高。（3）当行为体在互动中通过相互间的包容和相互克制塑造一种竞合博弈的竞争者而非敌人的身份时，大国间则可以就“避免冲突和战争”达成共识，但受制于彼此间的利益竞争及敌意螺旋，秩序平稳转型的阻力依然很大。反之，当行为体在互动中通过不断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相互的认同和信任”甚至“我们感”的共有身份认知（we feeling）或集体认同时，（4）就会建构起彼此间朋友式的关系身份认知，推动大国间基于共有身份和利益逐步建立包容性更强的共治型秩序，最终实现地区秩序的和平变迁。（1） （见表1、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