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8 全样本回归结果：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兼论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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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兼论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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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及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为研究“对外援助—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是否存在，我们首先利用全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报告于表8。由于各国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豪斯曼检验也证明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此外，为尽可能降低内生性对结果的影响（隋广军等，2017；朱丹丹和黄梅波，2018），且由于援助在传导至经济增长时可能存在滞后性（张原，2018），本文在回归时选择核心自变量对外援助的滞后项，在滞后期数的选择上，张原（2018）的研究发现，援助的作用一般具有滞后二期性，因此，在全样本回归时，我们优先考虑使用援助的滞后二期项。表8的第（1）列显示了根据式（1）进行回归的结果。第（1）列的结果显示，在未考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且控制其他变量后，对外援助的系数（对应方程(4）中的α)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对其他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的确推动了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即中国的对外援助是有效的。具体来看，当中国提供的对外援助每增加1%时，受援国的人均GDP将增加0.009%。再观察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人均固定资本投资及政府消费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固定资本投资和财政支出能够显著提高受援国的人均GDP，且其对受援国经济提升作用明显大于对外援助，这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致；（2）自然资源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自然资源的增加并不能使受援国人均GDP增长，甚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受阻，可能出现资源诅咒现象；（3）总人口的系数为正，说明对于受援国来说，劳动力数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4） FDI和贸易开放度的系数都不显著，这与Baldé（2009）的研究结果相似，可能原因是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其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缺乏抵抗力，对外资的吸收能力较弱，因此外资和经济开放对受援国经济发展无重要作用；（5）制度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与朱丹丹和黄梅波（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