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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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汲取能力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吗——基于财政分权和城镇化调节作用的空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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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4是本文设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式3），模型1、2、3分别为不加入交乘项及只加入一个交乘项的结果，经对比，各变量回归系数未发生太大改变，但M4整体显著性更好，证明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同时发挥调节作用，两个交乘项同时纳入模型是合理的。解释变量财政汲取能力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负，在财政分权和城镇化的影响下，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未能促进区域内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增加。财政分权与城镇化的负向调节作用十分明显，二者与财政汲取能力的交乘项系数均小于0，且显著性很强（假设H1、H2成立）。财政分权制度下，经济增长目标导向对政府行为影响较深，基础设施建设与其他生产性投资活动挤占了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资源；城镇规模过快扩张使地方政府急需跟进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更无暇顾及其他社会发展问题，且传统城镇化进程中诸多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新型城镇化实施时间不长，其修正作用发挥有限。此外，财政汲取能力及两个交乘项的空间滞后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这种负向调节效应还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性，邻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毗连、语言文化相通、资源禀赋类似等原因，其空间联动性比较明显，同时，区域间“GDP”竞争也更加激烈，地方政府越容易忽视对公共服务的投入，而那些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口又倾向于流向临近地区寻求机会，进而加重相邻地区政府的供给压力，城镇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消极影响由此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