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湖北省嘉庆年间军需银摊捐养廉银一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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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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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财政短缺的窘境，各省督抚几乎都以摊捐养廉银为缓解之道。但他们也意识到，财政缺口的不断加大，官员捐廉已处于乏力状态，因此主张有限度地摊捐成为官场舆论的主流，并不断对滥捐现象提出批评，时任协办大学士兼直隶总督蒋攸铦道光五年（1825年）的奏折颇具代表性。他说，“筹补之法，亦只有循旧摊廉”，但“不可摊捐过多”。“直省应办公务殷繁，如采办铜铅等项，例销不敷，必须摊廉津贴者，每岁约有二万两，又有应摊历次办差借垫未归银六十余万两，经前督臣颜检议，将现任各员分作六年，事故离直各员分作十六年摊捐完款，每岁又需摊银四万两，若再每年加摊筹补无着银五万两，则一年之内统共摊捐银十一万两。各官所得养廉藉资办公，且地方瘠苦甚于他省，摊捐过多，力有未逮。或因催提紧急挪解正项，欲补旧亏而转滋新亏，甚至朘削民膏，借端扰累，亦不可不防其渐”（3）。按照蒋攸铦所说，嘉道之际，直隶的养廉摊捐银两每年在11万两，已经达到了极限，而地方经费的支出已离不开官员的养廉捐银，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把握摊捐的尺度问题。但嘉庆朝地方财政的拮据，非但无法回到摊捐三成的范围以内，反而愈演愈烈，以致成为流弊，或有“流摊”之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