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牛津COVID-19政府响应追踪系统”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及行动追踪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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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COVID-19政府响应追踪系统”及其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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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牛津COVID-19政府响应追踪系统”的牵头学者托马斯·霍尔于2020年10月发表文章“The‘contact budget’:A climate metaphor to make sense of COVID-19restrictions”（Hale，2020b），指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防疫限制措施的决策，政府和公众可以从气候治理政策话语体系中借用一个类比的概念———“碳预算”（carbon budget）（2），并提出了基于“碳预算”隐喻的“接触预算”（contact budget）概念: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越频繁，病毒传播的风险越高。如果我们想要保持传染低于一定的速度，那么我们只能“花费”一定数量的接触（contact），称为“接触预算”。个体和政府都应该思考对个人“接触预算”和集体“接触预算”如何进行分配的问题。例如，个体应考虑如果将个体层面人与人的密切接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应该分配给亲人还是朋友；政府则应考虑如果集体层面的“接触预算”有限，应将有限的接触花费在哪里，如应当关闭学校还是酒吧等，做出政策层面的权衡取舍。因此，政府对于“接触预算”在各项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科学分配以控制病毒传播速率低于某个阈值与政府对于“碳预算”在各项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科学分配以控制全球变暖速率低于某个阈值，具有逻辑上的可比性。托马斯·霍尔在“The‘contact budget’”一文中最终将希望寄托于“健康的政治”，提出“需要健全的、循证的、值得信赖的集体决策”，即从善治（good governance）的角度，强调了政府与公民共同参与治理的责任。类似于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全球“碳预算”的花费一样，对全社会整体的“接触预算”进行科学分配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接触预算”的概念借助于气候政策话语的隐喻，既强调了政府需对新冠肺炎疫情响应措施进行循证决策的重要性，又将公民的责任娓娓道来。事实上，这也正反映出只有全球各利益攸关方相互合作，凝聚全球治理共识，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危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