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影响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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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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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分时段检验发现，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影响从2010年前的显著为正转为2010年后的显著为负，这可能与我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及投资的区位变化有关。一方面，我国OFDI出口创造效应主要来自中低技术含量产品贸易深度边际的增加（Lu Yue et al.，2018）。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通常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较强的消费活力，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失业率上升，居民消费“降级”，我国中低技术含量产品因较强的性价比而广受欢迎。不过，2010年后随着外资企业经营重心转向下沉市场，同时进口国同类企业也快速成长，我国中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逐渐丧失，以致OFDI对此类商品出口的拉动作用下降。另一方面，2010年后对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投资渐增，且这类国家因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落后对我国商品需求较旺盛，从而使OFDI表现出较强的出口创造效应。但2010年后国内企业为何对制度环境差的国家投资兴趣渐浓，仅以“制度风险偏好”（邵宇佳等，2020；杨娇辉等，2016）解释不够，还需从双边关系视角探讨其投资的深层次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