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主要原材料的成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对FDI的“二元边际”扩展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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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对FDI的“二元边际”扩展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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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了减轻模型潜在的异方差问题，我们在后文回归过程中对连续变量取对数处理。

本文选用的2003—2015年1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样本总数为2418个。其中，处理组城市样本数为429个，控制组城市样本数为1989个。考虑到政策时滞性且首批试点城市连续参与“智慧城市”试点时间不低于2年，有助于试点效果的充分展现，故本文以2012年国家住建部公布的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作为参考。具体筛选过程如下:（1）剔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重庆市四大直辖市，因为直辖市具有国家较强的政策倾向性支持，属于异常样本点；（2）剔除2012年非完全试点的地级市和单列区，县级市与市辖区部分实施试点的地级市均属此类；（3）剔除2013年和2014年新增试点城市，鉴于试点实施时间节点差异可能产生的干扰，故将其剔除；（4）剔除撤县设市之后成立的新地级市和样本缺失严重城市。我们最终获得33个试点城市和153个非试点城市数据（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