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QAP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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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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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QAP回归分析结果（表3）表明，各有效变量矩阵对投资网络矩阵的平均解释能力达到12.9%。由于一般QAP回归分析得出的确定系数较OLS分析要低，对比以往经验，回归分析的结果较好[28]。（1）空间距离在历年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对投资网络矩阵的影响始终为负，定量说明两国距离与两国发生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成反比。（2）移民数量对投资网络的影响亦始终为正，且影响程度较为稳定。移民可带来社会文化的相似性，两国之间的移民数量越多，直接投资发生的可能性越大。（3）市场规模差异的影响一直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系数随时间变化有增加的趋势。表明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发生在市场规模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区域。原因在于当市场规模大的国家在投资市场规模小的国家时，能获得竞争优势，使其企业在东道国得以顺利发展。同时世界市场具有层次性，市场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在投资比他市场规模更小的国家时同样具备竞争优势，即使投资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也能在其下游市场获得相对优势[29]。此外，市场规模大的东道国具备较大的市场需求，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能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最终使得本国企业实现规模经济[30]，降低国外生产的边际成本。（4）科技水平差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网络的影响从2014年开始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影响力虽小但为正且逐年增加。反映科技水平差异越大的国家更易发生直接投资。这一结果与P.A.Petri研究亚洲国家得出东道国与母国科技水平差异对双边投资有积极影响的结论相似[31]。科技水平高的国家在科技水平低的国家直接投资，有助于发挥技术优势，并能通过国外有利的生产条件延长该技术的使用寿命；而科技水平较低的国家则期望通过直接投资向科技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对本国公司产生“反向溢出”效应[32]，并加以发展，带来新的竞争优势，因此，科技水平差异大的国家之间易于发生直接投资。（5）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政治差异的统计意义较差，在多数年份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仍有一定的解释作用。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对投资网络的影响多数年份为负，说明在投资网络内部，两国间直接投资受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较小。前述分析也表明，双边投资量大的国家之间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并不明显，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双边投资量较小。M.M.Elheddad对海湾国家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33]，尽管这些国家自然资源禀赋有一定的优势，但这仅对自然资源部门相关行业FDI的流入产生积极作用，而总FDI的流入更需要考虑国家政治环境等其他因素；政治差异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对投资网络的影响在多数年份为负，体现国家之间的政治差异越大直接投资发生的可能性越小，两国之间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才能促进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