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1 9 3 3、1934年凤阳、襄城烟田平均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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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冲击下的农民生活状况——以近代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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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755页。

从表2中可以看到，1933、1934年沿淮两县的生产成本与收入相比都是不平衡的，已是入不敷出。据统计，1933年，凤阳县和襄城县所得工资百分比分别为47%和-11%；1934年分别为19%和50%（1）。因此，“可以说烟农没有得到超过他们应得工资的半数。一九三四年在凤阳和一九三三年在潍县还没有得到工资的五分之一。河南中部的襄城情况更坏；此地烟农一九三四年只得到工资的百分之九，一九三三年完全没有得到工资，那一年，他们烟产的收入，甚至还不足以弥补生产成本，更不用说工资了”。（2）所以说，即使农民的人工全部耗尽，有时也不能弥补生产成本。“在凤阳生产小麦只能得到工资的40%至50%，生产高粱的工资也不超过80%至90%。在襄城种小麦可得工资的20%至30%，而种高粱可得的工资还不到10%，农民种植这些粮食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口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