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城镇原居民与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获得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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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转换、所有制分割与城镇居民收入分层——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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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是t值，*、**、***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表中第二至四列涉及变量“自致型”和“外致型”，第五、六列涉及变量“改革初期”和“改革后期”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同时期、不同途径实现户籍转换的农转非群体在就业机会获得方面存在差异。那么，户籍身份转换能否突破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隔离，使农转非群体获得与城镇原居民一样的就业机会呢？不同时期实现户籍转换的农转非群体进入公有单位的机会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基于户籍转换时期和转换途径的双重视角，利用Logit模型对不同户籍身份城镇居民的就业获得情况进行了估计（表3）。从农转非转换时期的回归结果来看，自致型农转非群体在突破就业隔离方面效果显著，但外致型农转非进入公有单位与城镇原居民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原因可能是，外致型农转非群体在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劣势，其在就业机会获得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从农转非转换时期和转换途径的回归结果来看，改革后期实现户籍转换的自致型农转非进入公有单位的优势较之改革初期和改革以前有所弱化，改革初期和后期实现农转非的外致型群体进入公有单位的机会较改革前显著更少。此外，从其他影响劳动者就业机会的变量来看，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与其进入公有单位工作的机会呈正向变动，说明教育有助于突破城镇劳动力市场隔离，减少双重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歧视，而自致型农转非的受教育水平对其进入公有单位的正向影响大于外致型农转非，这可能源于二者在教育水平或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差异。男性劳动者进入公有单位的概率显著低于女性，而拥有党员身份的劳动者进入公有单位工作的概率更高。已婚劳动者进入公有单位的概率显著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公有单位的工作性质更为稳定，已婚者有稳定的工作更有利于他们照顾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