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东中西部地区家庭资产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回归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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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资产、财富效应与城镇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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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城镇化水平、经济水平与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消费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最大。城镇化与经济水平的提升存在着协同性，两者的变化反映出地方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的发展水平，随着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城市建设更加完备，基本保障服务更加完善，居民的福利水平必然会得到相应提升，在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消费支出相对减少，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得到相应增长。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意味着居民金融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从而增强金融资产对消费增长的积极效应。为了进一步比较各地区家庭资产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差异情况，表4给出了分地区的面板回归估计结果。从表4可知，房产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呈显著抑制作用，中部不显著。即东西部房产价格的变动容易引起房奴效应。东部经济发达，房产行业的发展较好，并且已经成为很多省区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过这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过高的房价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热情，难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受到自然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房产资源的质量较低，尤其在新疆、青海等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缺乏房产投资的基础，炒房、抬价等问题相对较弱，这也就导致西部房价上升的财富效应不足。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西部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普遍较低，购房压力却相对较高，从而导致“房奴现象”的产生[11]。金融资产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仅在西部地区显著，在东中部地区不显著，分析原因在于，东中部地区的居民面临着更高的消费负担，尤其在住房等硬性固定资产方面的开销要远高于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的短期、小规模的增长很难弥补过高的消费支出；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居民存款规模的增长意味着个体在消费过程中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更容易实现购买意愿[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