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方程(1)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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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偏向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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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里面数字为标准误；（2）*代表显著性水平，***p<0.01，**p<0.05，*p<0.1。

从表6的结果来看，模型整体显著；各模型中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稳定不变，表明回归结果具有一定可信度和稳健性。进一步观察控制变量，发现市场化水平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可能是:以市场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更注重竞争和效率，市场竞争强调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在再分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必然扩大。具体而言，市场化第一阶段（1978年至90年代中后期），市场参与度高的私人部门和个人在收入上具有优势，市场化第二阶段（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具有政治资本优势的部门和个人的收入优势开始显现（张义博，付明卫，2011）[43]，市场化通过这些社会资本变动影响收入差距，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社会网络资源对收入回报作用变小，而阶层网络对收入回报作用更大（陈煜婷，张文宏，2015）[44]。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进入明显的下降阶段。综合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支持了公有制条件下收入差距的阶梯形变动（陈宗胜、高玉伟，2012；高连水等，2012）[45][46]。人均受教育年限水平提高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收入水平。城镇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原因是随着城镇化程度逐渐深入，城乡收入差距将完全转化为城镇内部差距，收入差距将显著降低（周云波，2009）[47]。公路网密度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是，生产技术及配套设施的差异，相较于农村，城市居民利用交通基础设施所带来的边际产出更高，经济效应更加明显。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表明随着金融城乡二元结构的弱化，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瓶颈得到缓解，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在农村显现。这将促进农村企业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农村经济繁荣和农民增收创造条件，使农民从金融发展中获益（孙永强，2012）[48]。产业结构变量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负相关，可能是因为服务业劳动密集型特征吸纳了更多流动性劳动人口，从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外商投资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是因为外商投资倾向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了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拉动效应（汪锋、解晋，2015）[49]。外资企业青睐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但囿于劳动力素质偏低的现实，故存在将低技能劳动力培训后使用的情况（郑磊、汪旭晖，2018）[50]，客观上提高了进城务工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就业拉动和人力资本提高的双重效应，将增强进城务工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引致其收入的提高。除此之外，外商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充实地方政府财政，为地方政府扶农支农提供物质条件，最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