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宋元明清四代书院办学性质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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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与庙堂——道脉官脉一体化与中国古代书院的选址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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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9（10）:113.

南宋以后，书院命运虽伴随着时局的变化几经浮沉，但总体呈现出普及化和官学化两种趋势。曹松叶先生统计数据（见表1）表明，在数量方面，明清两代书院数量爆发式增长，以至于到清代“十八行省的通都大邑皆设书院，即便是山村水寨，也可寻觅到书院的踪影”。[21]217伴随着书院数量的急剧增加，官办书院的比重也逐渐上升，官办书院数量在明代反超民办，并在清代占据了绝对优势。元明清时期书院官学化趋势除表现在官办书院数量的增长，还体现在政府对书院管理的加强——主要表现为通过严格的申报制度控制书院创建、委派山长并将其纳入官僚体制、通过拨置学田控制书院经济等多方面的系统举措。政治意志对书院控制加强体现在选址方面就是明清两代书院的“城市化”进程。首先，出于普及教育的需要，同时为强化对士人集团的控制，官办书院多选址于行政中心而非相对难以控制的边缘地区；其次，远离尘嚣、水清木秀的幽静之地总是相对有限的，并不能满足书院规模急剧扩张的需要；再次，普及教育的背景之下，书院之名虽存，但书院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设立在“山村水寨”之中的书院不可能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而设在各“通都大邑”的省会书院则不可避免的全面“科举化”，书院的创办以科举为目标，生源和山长的选拔以科举为取向，书院教学内容以八股文为核心，书院几乎完全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自由讲学的风气不再，传道济民的理想蒙尘，道脉传承和自我保存的空间被政治的高压无限挤占，士人在明季“三毁书院”和清朝“文字狱”的风波中萎缩噤声，文化与王权之间的微妙平衡被完全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