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三种专家类型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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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主义/知识)的终结——公民科学的兴起及其意义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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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心理学上来讲，人都有认知惰性，作为“认知守财奴”在知识获取过程中也常常遵循经济性原则，希望用最小的投入换得最大的回报，在很多情况下都会选择听从专家的意见，拒绝进行独立判断和思考。尤其是现代社会分工的日益精密细化，生活及职业竞争压力日趋加大，人们往往需要专家来分担有限理性与无限无知的风险。从这个角度而言，恰如芝加哥大学生理学教授杰拉德（R.W.Gerard）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所说的，“科学家就像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神经系统，公众作为这个有机体的其他部分要营养、保护和重视科学家的作用……不尊重专家的民主终将凋亡”[48]。尽管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观点略显偏颇，但其确也道出了科学专家在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性。这也表明，无论如何，公民科学不可能彻底摆脱对专家及其知识的认知依赖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专家权威在很多情况下是业余者工作并发挥作用的基础”[49]。而且从具体实践角度而言，它也不应该完全丢弃这种依赖性，因为在公民科学开展过程中，无论是参与热情的调动、研究过程的规范、实践技能的提升还是设计规划的决策、实施效果的评估等，都离不开专家的介入、干预、建议和指导，只不过这里的专家已经不再是前科学时代的经验型专家，也不再是常规科学时代拥有强烈“科学主义”和“技治主义”色彩的权威型专家，而是具有自我批判勇气、乐于与公众互动、能够深刻理解科技知识的社会动力机制、极富创新性与责任心的反思型专家[50]。与前两种专家相比，反思型专家的信条是“知识即正义”，将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放置于自由民主社会与境而非文化习俗、处世之道或科层体系中加以思考，其参照系是“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其他专家与公民，而不是处于认知底层的新手或公众，其身份标签也不是“两耳不闻外行事”的内行或占有丰富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精英，而是在真理与信念、智识与行动、科学与社会之间保持张力平衡的知识公民，其目标旨趣在于实现知识民主及其规范治理，而非技艺的传承或知识威权体制的统治构置（见表1）。因此，只有建立在反思型专家基础上的公民科学才能有效规避应对其在知识论、方法论、伦理学以及民主决策上面临的风险与难题，使公民科学真正发挥其实践效用。在此意义上，公民科学既呼唤同时也预示着一种终结专家主义之后的全新的后专家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