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居住融合与各变量指标的Pearson相关性与显著性Tab.1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significance for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表1 居住融合与各变量指标的Pearson相关性与显著性Tab.1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significance for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提示:宽带有限、当前游客访问压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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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间视角下多民族聚居城市民族融合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呼和浩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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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维度的5项指标同两个时间段居住融合都存在95%以上的相关性,且相关程度上出现差异,说明人口维度是影响居住融合演变的重要因素。“女性比例”同居住融合存在负相关,相关系数从2000年的-0.400上升至2010年的-0.397,负相关程度进一步减弱。说明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在住房选择过程中倾向同民族聚居,但是这种倾向表现不强烈,且出现减弱的势头。这是因为随着女性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她们民族交往的意愿发生改变,民族因素对她们居住选择的影响变弱,居住融合进一步推进。“未婚人口比例”与居住融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一定程度上表明,婚姻对民族间居住融合程度的影响在加深,未婚群体的民族融合度低于已婚群体。根据调研发现,未婚群体的交友范围容易局限在同一民族内部,而已婚群体交友范围超越民族界限,朋友间更多追求相同的志趣和品位。年龄属性对居住融合产生显著影响,尤其是“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与居住融合存在显著且较强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02和-0.526),而“30~59岁人口比例”则与居住融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13和0.694),说明老年人口更倾向于同民族聚居,而中青年人口则是居住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老年人口与居住融合的负相关程度在降低,中青年人口的正相关程度在不断上升,最终促使呼和浩特市区居住融合程度加深。年龄因素印证了当前老年群体对家庭居住选择影响力的减弱,中青年群体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日益成为家庭决策的主导者[48]。居住融合程度随着高等教育群体人数的增加而深入,一般而言高等教育群体思想更加开放,更容易接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更愿意倾向民族间的居住融合。同时高校扩招政策培育出更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群体,进一步促进呼和浩特市区民族间居住融合。人口维度是个体因素对居住融合影响的验证,结果显示,个体因素与呼和浩特民族间居住融合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与马戎等研究赤峰地区民族关系的结果相一致[17]。同时受高等教育人数既是个体教育水平提升的结果,也受政策动力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政策对融合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