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分变量和时间段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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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预测误差、央行外汇管理与经济基本面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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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第（1）列和第（2）列的观察值和预测机构数量较多，本文采用稳健标准误修正了方差的自由度，过度识别约束假设为HansenJ检验。在第（3)—(5）列中，观察值和预测机构数量相对较少，进而不加入标准误异质性假设，继续使用Sargan检验。

在表3第（4）列和第（5）列中，本文把样本时间分别划分为以数量型管理为主的2011年2月—2016年1月和以价格型管理为主的2016年2月—2019年2月。对比表2第（6）列和表3的分时段估计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控制其他变量后，分时间段的央行管理系数为负，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央行在2016年前后所使用的管理手段不同，与央行退出数量型管理的政策方向变动一致。外汇管理与汇率预测误差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央行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的数量型或价格型管理，会使汇率预测误差下降0.2个或0.18个标准差；第二，在分时段模型中，社会消费品零售预测误差（CNRS）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社会消费品零售超预期增长能够使人民币汇率升值高于预期。以2016年2月为分界线，社会消费品零售预测误差上升一个标准差分别使汇率预测误差下降0.042个标准差和0.222个标准差，意味着“8·11”汇改使基本面预测误差对汇率预测误差的影响显著提升；第三，外汇市场供求对汇率预测误差的影响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得到明显提升。在2016年之前，美国经常账户差额预测误差（UCA）与美国市场波动率指数（VIX）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人民币汇率受到美国进出口和金融风险状况的影响。在2016年之后，中美利差预测误差（IRS）和中国消费者信心（CCON）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当中美实际利差高于预期或中国消费者信心提升时，人民币贬值幅度低于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