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1949—1966年明清史料编纂成果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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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公布学”到“文献编纂学”——基于学科视角的历史考察（1949—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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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领域的文献编纂实践促进了文献编纂学理论发展。在史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京成立了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史料编纂委员会，主要进行太平天国文献的编辑加工，其编纂对象起初仅限于南京市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中所陈文献，但随着太平天国研究热潮持续发展，太平天国史料在全国范围陆续被发现，尤其是当时南京图书馆颐和路书库中大量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太平天国史料编纂计划进一步扩大。罗尔纲根据工作经验写作了《太平天国资料的发掘、编纂和出版》，总结了太平天国资料编纂的原则、方法以及最终《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的编辑过程。在史学研究中，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史料的发现与挖掘，对于文献编纂学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期，明清史料编纂呈现繁荣景象（表2）。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东北图书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等对所藏明清档案进行系统编纂，“形成了建国后编纂出版明清档案史料的第一次高潮”[17]。正因文献编纂学与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文献编纂学的研究成果除发表在档案学刊物之外，1954年创刊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近代史资料》也成了档案史料编纂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