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工程对国家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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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利维坦的工程逻辑——工程-国家关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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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发展与国家能力建设之间的良性循环在于，基于国家对工程的需要，国家能够激励工程发展，使工程成为一种国家能力。这种情况特别表现为“超级工程”（megaproject）的巨大投资上。弗林夫伯格（B.Flyvbjerg）提出过，世界进入超级工程投资的“万亿级时代”（tera era），全球每年超级工程投资额达到了6万-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8%，这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大投资的繁荣时期[11]6。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大约1万亿美元，这种债务若不慎重对待便足以影响全球经济稳定。以此为参照，可以考虑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联合攻击战斗机（4 000亿）和中国高铁（3 000亿）合起来就已达到7 000亿美元。世界上那些最大超级工程的庞大投资规模及其包含的政治、技术、经济和美学效应，使得其他任何经济投资活动都相形见绌，自然也在国家乃至国际关系意义上最为人们所关注。工程对国家的依赖，特别是公共资金获得，也即国家工程投资，取决于工程项目的公益性高低和经营性强弱两个因素。（见表4）也就是说，国家投资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大型战略性工程，必须要国家控制；二是跨区域甚至跨国工程，需要国家建设、管理或受到国家保护；三是超越地方政府和社会融资的工程，需要国家给予补贴和维系。前者是公益性最强的工程情形，后两者则是公益性和经营性兼而有之的工程情形，但它们都表明工程依赖公共资源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