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线上传播社会运动（Y1）的Logistic回归分析（N=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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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接触对社会运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政治自我概念的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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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表格中的β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对于Y2的Logistic回归结果，首先根据协变量检验的结果，实证数据勾勒的线下运动参与者画像基本上与线上传播者一致，唯一的差异在于性别变量上，男性似乎更显著地参与到了街头运动中。不过这种猜想在主效应检验中被排除。对于线下社会运动参与而言，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政治自我概念变量的情况下，社交媒体接触的影响作用仍然显著，这足以印证H2假设。而这次，政治兴趣（β=0.395，p<0.01）相较于社交媒体接触（β=0.389，p<0.01）、内在政治效能（β=0.348，p<0.01），显示出了对因变量更高的预测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H3假设。而在交互效应检验中，我们发现政治兴趣无法形成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可以认为政治兴趣对社交媒体影响线下社会运动参与的这一机制不构成影响。但我们发现了内在政治效能感的交互效应呈现边缘显著（marginalsignificant），其作为调节变量增强了社交媒体对线下社会运动的动员效应（β=0.158，p<0.1）。换句话说，更相信自己具备影响政治能力的个体会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从而更积极地投身到街头运动中去，因此H6对于Y2而言成立。最后，通过对比社交媒体对“线上”“线下”两种社会运动形式的作用机制，我们对H1假设作出回应：它们确实存在一些相似性，例如新媒介的动员效应、政治自我概念的调节效应，但从更细致的地方来说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社交媒体接触对线上参与社会运动的影响更大，并且政治知识强化了这种作用；而政治兴趣此类心理变量对于投身到现场的运动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媒介接触的动员效应更容易被内在政治效能感放大。由此我们看到，这两种行为模式既不像Shirky想象的那样，可以不加区分地递进转化；也不像Gladwell认为的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事实上它更多介于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