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分时段样本回归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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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能够抑制环境污染吗——基于反腐败与环境规制交互作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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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本文以地区每万人的腐败案件发案数（Corr2）度量反腐败程度，并将工业废水与化学需氧量作为污染物进行回归，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数据显示，反腐败、反腐败与环境规制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3）。考虑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显著加大，因此，以2012年为时间分界点，对2006—2012年和2012—2016年两个时间段分别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广义矩估计以及迭代广义矩估计进行分段样本回归估计。由表3可知，通过3种估计方法对方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2006—2012年间，反腐败与环境污染、反腐败与环境规制交互项与环境污染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而2012—2016年间，反腐败与环境污染、反腐败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反腐败强度增大、持续时间延长，反腐败对污染治理的作用增强，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排放减少导致主要污染物对反腐败及其与环境规制交互项的反应反而不再显著。更为贴近现实的情况是，在环保高压下，部分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简单粗暴”，搞“一刀切”，引导性、针对性偏弱。一些地区不仅要求排放超标企业关停，而且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的“去产能”目标，甚至强令全园区、全（高污染）行业关停。在此过程中，部分污染严重地方的政府缺少对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技术支持、融资便利、政策辅导等正向激励，却以运动式的环保执法阻断了反腐败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协同，错失二者交互项发挥积极作用的机会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