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 政府规制水平GWR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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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动态差异与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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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将影响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各个因素的变动情况通过地图进行直观展示，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回归系数进行分类列表（由于篇幅所限，仅以科技发展水平和政府规制水平为例附加表格，见表6、表7，有兴趣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其他相关图表）。其中，Ⅰ级至Ⅴ级表明对应回归系数大小，即各影响因素的强弱，正号和负号表明该因素是促进或抑制作用。具体来看:经济基础水平的回归系数在不同空间中均为正值，且贡献度较高，其回归系数的高值在近10年中依次出现在东南、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表明工业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内金融产业的提升，从10年间回归系数的空间变化格局来看，负高值（抑制作用强）出现的区域分别是东北、西北等地区，可能的解释是有限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在不同产业的分布是此消彼长，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限制了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作用效果较为复杂，在空间上波动较大，2005年负高值集聚区分布在闽、粤地区，自2010年起，对外开放水平的回归系数由负转正，说明其对金融发展的益处逐渐体现，高值区集中在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地区，说明对外开放水平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在该区域最为显著；基础设施水平对金融业的作用机制相对较稳定，其影响力度一直呈从东向西部递减趋势；科技发展一直是促进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关键因子，但其回归系数在空间上的分布不稳定，高值集聚区在2005、2010、2015年分别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及西南、西北部地区，这说明科技因素在不同时段对中国区域内金融发展的影响先后顺序不同，科技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引领作用从东到西在依次逐渐显现；政府规制水平与金融业发展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其回归系数在2005年和2015年为正，但在2010年却变为负，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变迁，从地域上看东北地区最为典型，2005年处于正高值集聚区，2010年处于负高值集聚区，2015年重新回归正高值集聚区，这表明该地区政府的规制行为无论从积极层面还是从消极层面均对金融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处于低值区，政府财政支出的支持并不能改变该地区自身区位条件和人口禀赋所造成金融需求与供给不足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