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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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初婚年龄与离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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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不考虑其他因素，年龄越大离婚风险越高，因为暴露的时间越长。但是，中国的离婚率是近30年来才明显上升，因此，年龄较大的女性离婚率较低，而年轻女性由于在婚时间不长，离婚比重也不高。因此，年龄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可能是倒U型的。文章对年龄也作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处理，对比回归分析。考虑到年龄的分布和差异，将女性年龄分为18～39岁、40～59岁、60岁及以上三个年龄段。学历：教育可能从两方面影响婚姻的稳定性，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经济基础也更好，生活独立性更强，且观念也更开放，因此在面对婚姻危机时，更容易选择离婚；但是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也往往更理智，会考虑离婚的诸多成本，因此也可能更珍惜和维系婚姻。考虑到学历的分布和差异，将学历分三类：小学及以下、中学（初中和高中）、大学及以上。居住地：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可得，城镇每年的离婚人口比重均高于乡村，诸多研究也证明城市倡导价值多元化，社会聚合力降低，导致离婚率上升[15]，所以可认为居住在城镇的女性离婚风险更高。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往往起着模范作用，因此在婚姻问题上更加慎重，离婚风险也可能越低。宗教信仰：夫妻宗教信仰不同很难建立幸福的婚姻。以往很多研究也表明宗教信仰对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6-17]。个人去年年收入：个人去年年收入对婚姻的影响也可能是正负两方面皆有，收入越高的女性，独立性更强，但同时也会考虑高额的离婚成本。为了比较收入差异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将个人去年年收入分三类：5千以下、5千到5万、5万以上。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口数越多，往往子女、老年人都在，离婚的可能性更低。结合中国家庭人口数的分布情况，将家庭人口数分三类：2人及以下、3～4人、5人及以上。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差的，遇到的经济困难可能更多，离婚的可能性也越高。根据调查问题设计，将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分三类：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孩子数：贝克尔（Becker）等运用成本效用理论研究婚姻问题时，认为孩子数对婚姻稳定起着重要作用[1][18]，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子女数与离婚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子女数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是边际效应递减[19]。为了比较儿子和女儿之间的差异，将孩子数分性别研究。根据子女数的分布情况，将儿子数和女儿数皆分三类：0个、1个、2个及以上。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