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社会组织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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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作用的比较分析——以社工服务站与村民理事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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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作者调研资料整理形成

调研发现，社会组织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将影响它们的价值取向和行动能力。一方面，政府财政拨款有利于降低社工的流动性、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另一方面，由于人员编制和活动经费都直接受政府管控，社工的行动能力和行动空间可能受限，这也导致其提供的公共物品类型和服务对象更倾向于满足政府的政策目标、要求，更多地扮演政府的助手或“国家利益代理人”的角色。例如，社工A说，“我们是党和政府的好帮手，老百姓的贴心人”“政府觉得越‘难搞’的人，越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与之相反，村民理事会对政府的依赖性相对较弱，因此对其社会动员能力要求更高，往往需要利用基于宗族网络、领导者个人魅力等社会权力进行资源动员，说服村民支持其决策。例如，J村回乡创业的村民大多都是因理事会会长Z的号召，“（这里）工资没有广州高，原本在广州做餐饮，理事长劝说回来帮忙，主要是为了家乡建设。我们相信理事会的能力，其他家人在广州，自己回来出份力。”（返乡村民A）一方面，理事会成员大多是本家族和本村落辈分较高或社会威望较高的人，能够凭借家族代际传承的权威拓宽自治空间，凝聚本家和本村的人兴办公益事业，促进公共物品供给；另一方面，这种由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非正式问责”[21]会使理事会成员受到道德压力，强化他们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的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村民理事会更倾向于扮演“地方利益代理人”，更着眼于乡村的持续性发展，同时，也更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村民的公共物品需求。因为社工相较于理事会成员并不具备类似宗族影响力这些非正式权威，他们作为一个“外来者”介入当地的社会结构，提供的公共物品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影响较弱。相反，理事会则能提供更为“硬性”的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往往会触碰甚至改变当地的利益结构，这都是以其强大的行动能力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