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基准回归结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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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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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模型（8）是引入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后的结果，但并没有控制省域变量。模型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方向与表2的结果相同，但是农村生态环境中环境变量和农村生活设施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发生变化。农村社会保障变量中“是否有高污染企业”指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将在后文进一步讨论，分析为什么加入控制变量后该变量由显著为负转变为不显著。模型（9）～模型（12）分别是引入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后的结果，且控制省域变量的OLS回归结果、OLS的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Ordered Probit Model的回归结果和Ordered Logit Model的回归结果。模型（9）、模型（10）的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大小相似，不必担心模型的异方差性，且模型的VIF值平均值为4.85，小于经验数值10，表明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模型（11）、模型（12）的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相同，模型（9）～模型（12）的结果较为稳健。所有的回归结果均证明H1的成立，即农村医疗设施和农村教育设施并不一定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只有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第一，扩大农村医疗设施数量并不能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可能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在农村地区，农村医疗设施数量已经能够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但是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其二，在中国农村仅能够提供的较低水平的医疗服务，形成的是低水平的供需平衡。只有当农村医疗设施提高的服务水平逐步提高，居民才会对医疗设施的数量需求有逐步提高。主要问题在于当前中国农村医疗设施的服务水平低下，且区域差异大。第二，农村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整体水平较低，提供的教育服务较低满足居民需求，形成低水平均衡，甚至是供过于求。现实社会中，大量的农村居民将子女送到县城读书。意味着需求外溢，主要原因是农村教育质量水平较城市太低。农村中、小学教育设施占用公共资源的同时，提供低水平的教育服务，导致追求高质量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离开农村，进入县城教育机构，难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农村小学数量和中学数量越多，占用公共资源越多，供过于求越严重，农村居民可能越“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