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2014—2016年京津冀与长江经济带的人口与生产总值的比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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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性人口流动及其法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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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段时期以来处于国家区域战略发展地位的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这三大城市群（2）来看，若将京津冀与涉及省份较多、地理面积较大的长江经济带相比，在近年的人口与经济指标方面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结论：京津冀属于“低人口—高产值”的区域。例如，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2014—2016年，京津冀的当年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始终是京津冀的人口占全国的比重的1.1倍以上，且前者始终高于后者1.5%～1.6%；反之，即使在最高值的情况下，长江经济带的当年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只是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占全国比重的1.01倍，且前者高于后者的比重的最高点为0.3%，甚至在2014年与2015年均出现负值（表6）。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的人口量与经济发展状况的特点至少表明，人口的生产力效应可能并非只来自人口量这一个变量。有研究指出，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城市群来看，2010—2015年，京津冀地区人口所占比重提高幅度最为显著，表明人口向京津冀地区流动的趋势要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18]。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长江经济带覆盖的省份中，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一直是主要人口流出省，流出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总量的比重接近60%，其中，安徽与江西的流出人口与其常住人口之比在14%以上[19]。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跨省的流动人口来源于长江经济带覆盖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市的占62.23%，在这11个省市流入的流动人口占41.11%，而流动人口来源于京津冀三地的占4.27%，流动人口流入京津冀三地的占13.32%（1）。显然，京津冀与长江经济带呈现了人口“流入型”与“流出型”的相逆。有研究通过对2004—2014年我国278个城市的分析指出，人口净流入越多的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会越高，人口净流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20]。表2表明，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一些省份的流动人口在京津冀地区占一定比重，或许其中包含了一定的劳动力。“人口流动是城市化的最大贡献因素，在狭义的人口变化和广义的社会转型中均有体现”[21]。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人口流动要比地区生产总值更适宜观察地区的发展[22]。在当今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的关系日趋形成彼此联结的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在社会生活流动的不确定性中，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在何种角度及其何种程度上具有确定性是一个难题。区域人口流动的调整是对区域社会结构的再调整。由于京津冀区域性人口流动存在一个以京津冀三地为基础的二次转化，京津冀区域性人口流动调整的某些看似就属于人口的环节是否会触及结构化中的其他社会问题，比如类似人口老龄化那样只有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才会显示的社会问题，在京津冀区域性发展的过程中是值得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