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日本派驻华北主要城市各伪政权日本顾问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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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日伪政权的城市社会控制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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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5～126页。

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沦陷区的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其关键便是组织各级伪政权组织，“傀儡组织是倭寇用以打击自由的中央政府的武器……傀儡战一名词足以代表倭寇的单纯武力之外精神战斗、社会战斗及政治战斗”。[2]正是傀儡伪政权能发挥侵略者在沦陷区城市无法发挥的效能，日本侵略者便在各沦陷区城市组建了在政治上与日寇侵略进程、方略保持高度一致的伪政权和城市社会控制机构，[3]并通过向伪政权派驻日本顾问与辅佐官，采取指挥、幕后指导和联络调整等方式，直接指导其占领下的沦陷区城市社会掌控工作。[4]39为此，日寇与各伪政权专门制定了《关于配置顾问及辅佐官之协议事项》，规定:议政及行政委员会置行政顾问一名，其下设辅佐官约5人、法制顾问及辅佐官约5人、军事顾问及辅佐官约5人、地方顾问及辅佐官约5人，各顾问之下，置通译及事务员若干名。[5]123-124根据协议，沦陷区城市伪政权各机关部门均聘用了日本顾问。例如日寇向伪蒙疆联盟自治政府派驻了主席最高顾问金井章二。[6]252伪河南省公署各厅、处都设有日本顾问，各科室也派驻有日本专员或嘱托。[6]323在其它沦陷区城市日本根据城市的重要程度派驻了数量不等的日本顾问（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