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系统GMM基本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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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援助会减轻腐败对投资的“摩擦效应”吗——兼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经贸合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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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数值为相应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回归（7）、（8）中的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均做了去中心化处理。Sargan检验中未使用稳健性标准误。

如表2所示，在各列的回归结果中，滞后一期OFDI对当期OFDI存在促进作用，表明OFDI“聚集效应”的存在。Sargan检验结果均大于10%，说明选定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AR（1）以及AR（2）检验的结果显示残差项之间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说明模型设定有效，从而支持了本文对系统GMM回归方法的选择。胡兵、邓富华（2014）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敢于进入腐败距离大的东道国开展OFDI，东道国腐败水平较低时，“摩擦效应”会对OFDI产生负向影响，而当东道国腐败水平超过“门槛值”后，腐败作为一种次优选择对中国OFDI产生“润滑效应”，从而对OFDI具有正向影响。为了验证东道国腐败程度高低对OFDI的差别化影响，我们将东道国腐败指数按照平均值分为两组进行检验。（1）从回归（3）和式（4）的结果来看，我国OFDI倾向于进入腐败程度较低的非洲国家，东道国腐败程度提高并没有吸引中国对非洲国家的OFDI，进一步支持了东道国腐败对我国OFDI存在“摩擦效应”的结论。当东道国制度环境恶劣时，腐败并不能成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次优选择来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缺陷。非洲国家的官员腐败只会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和提高投资活动的经营成本。这一实证结果与Cheung等（2012）、Fung和Garcia-Herrero（2012）以及蒋冠宏、蒋殿春（2012）等的结论相悖。可能的原因，一是研究样本和研究方法存在差异；二是他们的研究并未考虑援助对腐败的间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