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模型 (1) 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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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持股、CPA高管与企业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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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设1和假设2的回归分析。根据前文构建的模型(1),本文对假设1中高管持股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假设2中CPA高管对企业避税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如表4所示,模型(1)修正的R-square为0.0380,数值比较小,但F统计量为41.82,超过了临界值,因此模型(1)的整体拟合优度较好,模型(1)能够有效地拟合各个因素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同时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知:模型(1)中,高管持股(MRS)与企业避税程度的系数为0.0141,T值为4.70,P值为0.000,这说明高管持股与企业的避税程度两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且两者之间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即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企业避税程度也相对较高。这表明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公司所有者对管理者实施的股权激励,能够较好的发挥激励效果,使得管理者通过采取有效的避税措施,以到达提高企业的税后收益,增加企业价值的目的。这一结论支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1。同时,CPA高管个数(FA)与企业避税程度的系数为0.0045,T值为4.73,P值为0.000,CPA高管个数与企业避税程度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即CPA高管个数越多,企业的避税程度较高。这表明相较于非CPA高管,CPA高管采取的避税策略更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这一结论支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2。公司规模(Size)与企业避税程度的系数为0.0009,T值为2.12,P值为0.034。说明公司规模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5%的水平下显著,即公司规模越大,企业将会有更大的动机与途径进行避税行为,企业的避税程度越大。公司的成长能力(Growth)与企业避税程度的系数为0.0028,T值为2.31,P值为0.021。说明企业的成长能力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的成长能力越强,企业可能需要更多的税后利润,企业将会有更大的动机进行企业避税行为,企业的避税程度也会越大,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5%的水平下显著。公司的盈利能力(ROE)与企业避税程度的系数为0.0750,T值为11.83,P值为0.000。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企业的避税程度之间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的正相关,即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公司的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资金流的支持,导致企业避税的程度也将越大。公司的债务税盾(DTS)与企业避税程度的系数为0.0193,T值-7.02,P值为0.000。说明企业的债务税盾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即公司的负债越高、财务杠杆越高时,公司就有了较高的天然节税能力,使得公司的避税强度减低。公司的非债务税盾(NDTS)与企业避税程度的系数为-0.0068,T值为-1.55,P值为0.121。说明公司的非债务税盾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公司非债务税盾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的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公司利用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的摊销越大时,公司的避税程度并未显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