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二: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记代表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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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写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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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80年代“鲁迅传”写作普遍追求“大而全”，几乎每一部“鲁迅传”在某些领域都有所突破，这当然与鲁迅史料的充足和研究的充分有关3。同时，作者们在方法与理念上也有了全新的面貌，尽管实践效果尚不尽人意，但对真实的表现，特别是致力于建构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形象的努力，至少在愿景上是相当一致的。而且，作者们也大都在写作中融入一己情感，从而使得主客密切交融，从而出现了像林刘合著的《鲁迅传》、钱理群的《心灵的探索》、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这类优秀之作。那种依靠堆积材料而拉长篇幅的现象，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以林志浩、陈漱渝为代表的马克主义学派的传记写作也引人关注，但缺陷也明显。他们的“鲁迅传”在表现“三家论”或建构“革命民主主义者”形象方面，特别是在处理鲁迅与中共、鲁迅与苏俄关系方面，依然在视野、方法与行文方面放不开，难有大突破。而且，那种带有先验论色彩的似曾相识的理论话语，那种带有概括性、提纯性特点的行文方式，常常给人以千篇一律之感，从而让笔下的“鲁迅形象”失去生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鲁迅传”反不如林非、刘再复、林贤治们的作品更接近“传记+文学”的特质。这么说，不是要否定林志浩、陈漱渝们的“鲁迅传”写作，而是说，他们在延续这一脉写作理路时，有关“怎么写”（不是“写什么”）方面的探索幅度、力度，与前者尚有较大距离。任何写作都忌教条化，“鲁迅传”写作更是如此。传记作家更应当充分吸收中外先进的创作理念，“……反而把鲁迅写成一个超阶级、超党派的虚无主义者，从总体上扭曲了鲁迅和他所处的时代，所以，鲁迅写作的根本原则，实际上并在于是否写出真的鲁迅，而在于怎样才能写出真的鲁迅。”4张梦阳评价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时说的这句话就颇有代表性。在80年代，怎么写的确比写什么更重要，但他的前半句中的观点实难服人。从实际来看，用“超阶级”、“超党派”、“虚无主义者”来界定鲁迅的主体形象，肯定是有失偏颇的，但用以指称某段时期内的某种“鲁迅形象”，则是合乎实际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化启蒙者”、“存在主义者”（“虚无主义者”）都是鲁迅形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鲁迅形象并非某个单一指称。曹聚仁以“虚无主义”指称鲁迅某个时期的思想倾向，正显示了他在鲁迅思想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见。在中国大陆“鲁迅传”写作中，有关这一方面的探讨与表现，直到90年代，才在王晓明、吴俊的写作中大放异彩。张梦阳如此评价曹聚仁的写作，正反映了在80年代前半期，一部分学者在理论与观念上，与文学现代性理念有了某种深层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