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2001-2018年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政策的政策工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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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政策的演进特征(2001-2018)——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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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4所示，在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政策中，互动式影响工具使用最多（42.36%），结构式强制工具使用次之（34.98%），再次是契约式经济工具（22.66%）。具体分析来看:（1）契约式经济工具缺乏，以政策试点与示范建设工具为主（11.33%），与品牌培育与示范创建类政策占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政策较大比重（30.36%）的格局相一致。但税收优惠（1.23%）、产权交易（2.46%）、金融支持（3.45%）等具有环境保障性质的工具使用很少。（2）互动式影响工具以交流合作（9.85%）、信息支持（8.62%）为主，其次为舆论工具（6.9%）、完善市场（6.65%）、人才培养（5.91%）、自愿性组织（4.43%）。完善市场工具主要涉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投资开发市场、土地市场以及人才市场的进入问题。人才市场工具与人才培养工具不同，人才市场偏指吸引外来人才到乡村创业就业，人才培养对象指本地人。在互动式影响工具中，交流合作工具使用最多，自愿性组织工具占比最少，这一方面说明由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产业发展实践中政府间协定、公私合作、多元主体合作情况较好，但自发性、市场性、公益性的行业协会组织较少，行业自律、自管、自监作用发挥有限。（3）结构式强制工具在标准规范（10.1%）、目标规划（9.11%）、组织机构与制度建设（8.87%）中的分布比较均衡，相对基础建设工具使用较少（6.9%）。这说明在我国，特别是在中西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仍相对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