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 动态门限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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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与污染溢出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门限面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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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括号内为相应Z值，小括号内为相应p值。

产业引进与本地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强度门限效应。以模型（7）为例，当环境规制小于门限值-0.592时，省际产业转移承接对本地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为0.063；当环境规制大于门限值，将弱化省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污染效应，与童健等（2016）[32]研究结论一致。当环境规制较弱时，地区招商引资的环境门槛没有对污染密度大的产业起到筛选作用，污染企业偏向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获取经济效应以弥补环境规制成本的上升，此时环境规制对“省际产业转移—污染溢出”的调节作用有限。当环境规制跨越门限值，其在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环境影响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大，可能原因在于:其一，趋紧的环境规制迫使产业承接地调整招商引资结构，着重引进清洁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去污化；其二，环境税率上升，超过污染企业的“容忍水平”，通过要素投入增加带来的经济产出不足以弥补环境规制成本的上升，可能会使部分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企业无力承担引进高技术污染治理设备或进行研发投入带来的高额成本而被激烈的产业内竞争淘汰，生产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污染行业转至生产率较高的清洁行业，同时还为本地承接清洁产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余东华和孙婷，2017）[33]；其三，环境规制趋紧背景下，政府给予的环境技术研发投入补贴产生的激励效应增强，污染企业往往选择增加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一方面率先进行治污技术研发，可以抢占绿色产品的市场份额，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通过环保技术创新可以降低环境资源税和购买排污权的成本，甚至还能获得出售排污权的创新红利，从而提高环境治理效率，部分缓解了本地环境污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