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广东 (3) 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较之顺治朝田赋的升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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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赋影响下珠江三角洲传统聚落聚居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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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7]相关数据整理。注:计算公式为（各年代数据-顺治18年数据）/顺治18年数据×100%，表格内计算数据结果均大于或等于零，皆表示升或平，故省略±标注。

粤海地区，是到宋代才逐渐将开发重心移至珠三角的。在此之前，珠三角地区缺少劳动力，相对来说土地还没有那么紧缺。直至经历了唐末五代十国战乱，民间产生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这一地区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使百姓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起来。正如前文提到的，民田赋税占据了税收的主体，虽然“明初之制，官田赋重，民田赋轻”[9]，但随着官、民之田差额巨增，为了保证税收，民田田赋的提升已成趋势。明弘治时，广东民田的亩数已是官田的约3倍，清光绪时民田已占所有田地数的98.45%（见表2）。民田的田赋数额也与日俱增，清朝乾隆31年的田赋中，从广东征收的粮数较清初顺治18年升高了约1158.44%（见表3）。其中固然有“摊丁入亩”这一税制改革起到的促进人口、刺激生产的作用，但更反映出了当时民田课税较之官田的沉重压力。当时实行的税制改革，在实际操作中多将地丁负担转嫁给下层农民，甚至公然做出对佃户加重租金以补足田赋的规定。在佃农无力反抗的情况下，促使了他们选择依附于起课征税时间晚且赋税较轻的“沙田”，从而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沙田”的开垦，田地的“官—民”之别逐渐向“民—沙”之别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