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北宋元丰年间、明弘治十五年、清光绪十三年田地官、民田数及其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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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赋影响下珠江三角洲传统聚落聚居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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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7]相关数据整理。

秦汉时期，经过大规模持续地垦荒运动，地主与自耕农所占有的“民田”逐渐占了绝大多数。“民田”的定义以“私田”为基础，此时已经可以自由买卖，故而在此之后的封建王朝，土地兼并之风就一直绵延往复，未有断绝。多数朝代立朝之初，都要通过均田免赋，对农业社会的土地财产及其收益做重新分配[5]。魏晋时期各国混战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大多采用“均田制”，这一制度在隋唐也被沿用，其具体内容虽然有所变化，但内核都是为了限制“民田”兼并带来的社会问题。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矛盾及制度本身的设计问题，“均田制”在实际运用中反而加大了民田兼并的趋势。到唐朝中期，经历安史之乱后，当权者无暇顾及土地兼并的社会态势，“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之后更伴随着五代十国的战乱不了了之[6]。根据北宋元丰年间的记载，此时的“民田”数已占田地总额的98.63%[7]。足见到了宋代，民田兼并之风已盛，“民田”占田地总额已经远远超过“官田”，对“民田”赋税的征收自然成为了国家税收的重点。之后除了元代因土地制度不同，而拥有大量的以屯田、赐田等为代表的国有性质的土地之外，明清两朝“民田”都远多于“官田”（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