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北魏平城时期对外主要交往政权或国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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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北魏传统文化元素的挖掘及实践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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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同现存的众多北魏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器物来看，当时的北魏平城呈现出一种多民族和多元化的边塞文明。大同南郊建筑遗址挖掘出来自萨珊的银洗、银碗、高足杯等；西郊小站村封和突墓中出现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盘、银杯等；大同还出土有大约30余枚的萨珊银币等；墓葬中壁画内容取材多来源于东北、河西地区的鲜卑民族传统生活场景，尤以狩猎图最为典型；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与其妻姬辰的合葬墓中石棺床上雕刻有伎乐童子、力士形象、忍冬纹、凤及金翅鸟等图形，被誉为国之瑰宝；方山永固陵修建于北魏王朝全盛时期，墓葬的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和精美的石雕艺术品，均反映了北魏在建都平城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4]另外，始建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的云冈石窟，规模宏大，技艺高超，其石窟造像吸收和借鉴了印度犍陀罗佛教文化，融合了西域与中国汉族、鲜卑族的艺术风格，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浓郁的西域情调，又有浑厚、纯朴的中国特色，洞壁的装饰纹样、佛像的着装形式由于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佛教艺术风格的熏陶，具有典型的键陀罗艺术风格。中期石窟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出现了中国宫殿群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此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5]，此时大石窟开始呈现北方石窟的中国化特征，表现了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显示了当时匠人高超的艺术造诣。晚期石窟规模较小，其布局特色与装饰风格尽显中国传统特色，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也更加密集，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与民俗的影响，演变成着宽松的长袍和腰带的形象。而除享誉海外的除云冈石窟之外，北魏时期在平城周边还开凿了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圣泉寺石窟、鹿野苑石窟、龙泉寺石窟等众多石窟寺，其工艺精湛，文化价值极高，由此可见，大同可谓是中国古代石窟寺艺术的集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