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一:黄庭坚的“大字”行楷书与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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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的“大字”行楷书与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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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写习惯上来说,黄庭坚和颜真卿都倾向于开张的表达,但黄氏着力于点画的伸展,而鲁公则强调结构的宽博。在黄氏的前期作品中,如《发愿文卷》中的“被”、《华严疏卷》中的“与”和《刘明仲墨竹赋》中的“举”等单字点画中自然的伸展倾向,与如《水头镬铭》中的“泽”和《了无方丈七佛偈》中的“何”等单字结构中不自然的宽博倾向,反应了此时的黄庭坚正处在“取法颜书”和“自身生理习惯”的挣扎抉择,相互碰撞而不能融合的过程当中。因此,他多次发出类似“予手拙,终不近也”[16]的感慨。其实,此时的“不近”颜书恰好酝酿了其后期创作中对颜书的突破。在学颜方面,山谷推崇东坡。然而,东坡“大字”行楷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能入鲁公堂奥,却始终无力脱胎而出。反观山谷,以《明瓒诗卷后跋尾》、《东坡寒食诗跋》《松风阁诗卷》和《范滂传》等为代表的后期作品,将被颜书影响下的外在形态融解并重塑为自身点画的无形骨力,又毅然强化点画的伸展为个性。进而,结构也随之定型为更加自我的面貌。最终,出入颜书而遗貌取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