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上海某郊区大型社区的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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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之地”:超大城市的乡村振兴——以上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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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社区公开资料（2017）。

如此，从人口动态形成过程和结构看，上海的乡村振兴主体不是人口与土地的天然结合，而是农民或农业生产主体与土地的疏离和异化。本地农民可以享受城市化的红利和集体资产的收益，外地农民成为“农业工人”或服务乡村生活的来沪建设者、工商从业者。如松江区，在推进家庭农场实验中，对农场主的户籍和用工都有明确的限制条件，经营土地排拆外地人。对于家庭农场主的限制性条件是:“只能是本村的农户家庭，常年务农人员至少在2人以上（含2人）；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具有本区户籍、家庭常年务农人员至少在2人以上（含2人）的家庭。对于农业用工的限制性条件是:“除季节性、临时性聘用短期劳动者外，不得常年雇佣外来劳动力从事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从上海乡村振兴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看，乡村振兴谁是主体，谁在受益等问题会同步显现出来。人口结构的变迁是影响上海乡村振兴的重要变量，除非探索一种新的人口迁移和融入模式。因此，上海的乡村振兴涉及到复杂的社会政策。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乡村振兴必然会产生新的政策效应。相较于其他地区，上海的乡村留住什么样的人，吸引什么样的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如郊区乡村的大型居住区，新居民人数超过半数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0%。 （见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