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知识溢出的代理变量及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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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及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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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溢出过程虽然是无形的，不会留下可循的轨迹或证据，但可以基于溢出机制，利用某些代理变量来衡量[20]。知识分为可编码化、可记录的显性知识和难于编码记录的隐性知识。基于隐性知识以人为载体的事实，人力资本被多数学者看作知识溢出，尤其是隐性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21-23]。企业、高校、政府的研发部门是创造知识的源泉，它们之间各种正式及非正式的交流合作也促进了知识溢出[16，24]。商品是创新知识商业化的产物，是知识和技术的载体，区域间的商品贸易有利于落后地区模仿、学习前沿知识，是技术知识溢出的重要途径[25]。此外，掌握先进技术的成熟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投资时，经由榜样示范效应及与本土企业的互动交流产生技术知识溢出[26]。综上，参考国内外学者对知识溢出机制的研究，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人才交流、研发活动、商品贸易和外商投资来实现。因此，本文选用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外商投资、对外贸易作为知识溢出的可量化代理变量。鉴于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来源较少，为保证数据一致性，选取以下衡量指标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