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全样本估计结果：双边税收协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投资二元边际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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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税收协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投资二元边际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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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z值。回归估计采用国家层面的聚类标准误。控制了国家、行业和年份效应，下面的回归作同样的处理。为节省篇幅，下面的回归汇报了主要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系数。

本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泊松计数模型进行基准回归。从表1中（1）～（2）列的广延边际的估计可知，中国签订的BTT能够稳定东道国投资环境，促进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投资，而（4）～（5）列的集约边际的估计则显示，BTT可能会降低企业投资的平均规模，但是这一阻碍并不显著，说明现有BTT中关于反避税的规定并没有对企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进而显著地阻碍企业OFDI的规模。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BTT并没有有效的阻止企业的避税行为，如果BTT中关于防止企业避税的规定得以严格的实施，考虑到中国企业OFDI避税的事实，那么签订BTT将会降低企业OFDI的平均规模。总之，BTT能够显著的提高企业投资的多元化程度，但其对投资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假设1得以验证。其次，在表1第（3）列中BTT与税收遵从度交互项的作用显著为负，并且在加入了交互项后，BTT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都有所下降。表明BTT对投资广延边际的促进作用存在非对称性，在税收遵从高的国家签订BTT对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小，而在税收遵从度低的国家促进作用更大。假设2得以验证。同时由表1列的回归结果可知这一作用对投资的规模并不显著。再次，由表1中（4）～（5）的回归结果可知，税负对投资规模的影响显著为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避税动机，税收负担越高的国家，企业投资的规模越低。最后，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知投资广延边际多受双边因素的影响，如是否签订BIT和BTT，而投资的集约边际主要受东道国自身条件的影响，如税收状况、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等。具体地，签订BIT不仅能够促进投资数量的增加还能提高投资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对投资广延边际的影响更为显著。Egger&Merlo的研究发现双边投资协定即能通过降低东道国的进入门槛来促进投资的数量，又能够降低投资企业的固定成本增加投资规模[8-9]。GDP代表的市场规模对投资的数量不显著，但却显著地促进了投资规模的增加，说明东道国发展程度越高企业进入的门槛越高，同时面临的有效需求越大，投资的边际收益越高。自然资源对投资数量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它主要影响投资的规模，资源禀赋越高企业投资的规模越大说明在此阶段中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资源寻求动机。专利对投资的二元边际都存在着负作用，但这一作用不显著，表明专利水平高的国家通常对投资的审查也越严格，可能不利于中国的投资。人均GNI主要影响对投资的规模，东道国劳动力成本越高，企业生产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越高，投资规模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