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大公报》1902-1949有关舆情内容的文章体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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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及民国期间舆情观念的变迁初探——以《大公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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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文本的体裁是一种观念的投射。在个别的文本使用中，反映出背后的观念性变化。1905年6月13至18日，《大公报》（天津版）连续六天在第四版刊登以“舆情颂德”为题的同一篇文章，叙述一位名叫王言的巡警到来之后，当地治安为之好转，文章以当地百姓的名义表达对于巡警的“攀辕卧辙之思”和“父母甘棠之颂”，既“戴王君之德”，也以此“征小民去思之感焉”，[14]“舆情颂德”作为一种专门为官员颂德的文体，带有封建时代通过舆情为官员颂德的烙印，颇类似于封建时代的“万民伞”。而民国期间的报道类型中再未出现类似的带有歌功颂德意味的颂德文字，更多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消息（35.6%）和通讯（17.8%），两者累计达到53.4%，而清末的客观报道类内容只有41.3%，反映出民国时期在民主观念方面的进步。